第二章 书法艺术及影响
书圣王羲之 作者:谢贞秀|刘瑞轩
由于家学渊源,艺术天赋又高,加以勤奋好学,羲之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历来被尊崇为“书圣”。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少有艺术家能够像羲之那样,在跨越了如此巨大的时空之后,仍然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王羲之一世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编辑成集最早要数初唐褚遂良,他在贞观十三年(639 年)辑录有《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唐太宗李世民极爱羲之书法,不惜重金搜购天下王氏遗迹数千百卷,命人加以鉴别、整理、装裱,藏于御府之中。褚氏在此基础上编成《书目》,著录羲之正书五卷,40 帖,行书五十八卷,252 帖。晚唐乾符年间,书画鉴赏家张彦远著《法书要录》,其中《右军书记》载羲之帖 465 通。宋太宗命书法家王著编次内府所藏历代书迹,摹刻成《淳化秘阁法帖》十卷,大半是二王书帖。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时的《宣和书谱》,载有羲之书帖 243 帖。此后,羲之存世书帖由于改朝换代和战乱等原因逐渐减少;至元代就真迹无存了。现传世书迹,均是后人摹本、刻帖等。
尽管不见真迹,我们仍然可以在前人考证、整理“王书”的基础上,将那些流传有绪,而且较为真实地保存“王书”面貌的勾摹本、刻帖,作为研究王羲之书法的根据。
关于羲之书法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他自己有个自评:“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法书要录》),这段自评,基本上符合实际。
不少书法理论家,是将羲之置于各家之上。如《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为“古今之冠”。羊欣谓之“古今莫二”。萧子良说:“崔(瑗)、张(芝)以来,归美于逸少”。李世民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张怀瓘列崔瑗至王献之19 人,曰:“在千百年间得其妙者,不越此十数人。各能声飞万里,荣耀百代。惟逸少笔迹道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从羲之各种书体所达到的高度及对后世的影响看,的确无人可与他相比,故誉之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
羲之对书法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也是多方面的。下面试从三个方面作些评介:
(一)备精各体,并加以革新。羲之以前的书家,张芝成就最高,但只擅草书;钟繇善隶、楷,其行书成就不高。而羲之除篆书之外,无所不擅。羊欣说他“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张怀瓘《书断》列其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在书体的多样性上,在当时和后代的书家很少能与之比拟。羲之不仅全面继承了各种书体,更重要的是他有创造和草新。比如楷书,钟繇为“正书之祖”;他使楷书规范化,艺术水准提高了。但尚未脱尽隶书笔意。字形扁方,形态略板,捺笔犹存汉隶波磔的痕迹。羲之师法钟繇,青出于蓝,他对楷书有所革新。即改钟繇的“存隶外放”为自己的“敛锋不发”。使用“内抵法”,改去波磔,造成一种笔画爽快、体势灵便的今楷。他的小楷书迹《乐毅论》《黄庭经》等,历来奉为楷模。今天使用的毛笔小楷字,就是在羲之手里完成定形的。
羲之对草书的改革,成就也很大。东汉张芝是“草圣”,擅章草。章草为“隶书之捷”,由于笔画互相连接,可以一两笔成字,较大地提高了书写速度。但其主要笔画仍带有浓重的波磔,而且字体各自独立,不能数字连接。羲之和同时代的其他书家,对章草加以改革,变章草的波磔为圆转的笔画,使各字独立为多字连贯,一行之内字与字上下呼应连绵,一气呵成。这样写起来,不但迅捷,而且婉转流畅。这样改革完成了章草的蜕变,创造了今草。
羲之对书体最重要的创新是行书。东汉刘德升是行书的创始人,继承者有两人:胡昭和钟繇。胡昭名声较小,未能影响后世,钟繇的行书则另辟新境。卫恒、张怀瓘都认为“钟善草行”,而后人为什么不推重其行书,而推重其真书,这就因后来的羲之创新的妍美流便的行书取代了他的地位。钟繇的行书较为古朴,撇捺尚不健全,隶书味重,纵画短促。横画粗长,稍呈左倾态势。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尚存留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风格古拙,不脱钟繇法度。羲之后期行书风格大变面貌一新。代表作有《兰亭序》、《丧乱帖》《快雪时晴帖》等。这些作品笔画体态都有欹侧之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梁袁昂《古今书评》)。在结构上道媚紧敛,势巧形密,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类作品在羲之行书中占很大比例,是他行书风格的主调。他的行书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他的《快雪时晴帖》24 字,被清代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堂法帖》之首。
(二)笔法创新,变化莫测。笔法是控制毛笔运动从而写出具有美感线条的方法,既包括执笔,又包括运笔。关于执笔,因史无记载,对于羲之的执笔法已无从考察,我们只从其书法作品中来分析其运笔特点。羲之运笔自然遒劲、含蓄。与同时代的书家相比,他有很大提高。晋人写字一般笔毫并不一直停留在点画的中央,而是在点画内部按曲线轨迹运行,在点画和转折处都不曾着意停留。只靠上述方法不能表现线条的丰富性,所以羲之用笔更趋于集中在点画的起止和弯折处,这就使笔法有了明显的提高,使书写运动的速度有韵律和节奏感,更富于立体感。总之,羲之采用不同的笔法,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最佳体势。变化莫测是王字的另一重要特点。《别传》说他的字“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然万象,无以加也。”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形容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广川书跋》也说:“逸少《告誓文》一字为数体,一体别成点画,不可一概求之,实天下奇作。”只有三笔的“之”字,在《兰亭序》中二十几个各不相同,真难能可贵。羲之不仅“万字不同”,就是一字之中每一点画也充满变化。
羲之不仅每个字、每个字的点画变化莫测,就是每篇作品之间,也常常出现多种面貌。既有长于妍媚的作品,也有显得雄健、古质的篇什。或者这些特点交错出现于一篇作品之中。张怀瓘所谓“真日行妍美”、“耀文含质”,《墨林快事》所谓“寄巧子拙,藏老于嫩”……都是说王书风格面目及风格内含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多侧面性。
(三)王书代表时代精神,适应书法发展的湖沈。前人曾将几个重要书法时代的特点作过如下概括: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这个概括有一定道理。什么是韵?有权威人士解释说“意珠悠长不尽者为韵”。晋人的韵和晋人的思想、风度有关。当时文人崇尚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玄学尚无,无则超旷空灵。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艺术的理想境界就是“澄怀观道”,“超以象外”。在书法艺术上表现为潇洒、飘逸、变化莫测……唐人尚法,法度多少影响了书法艺术本身的发挥。故缺少晋人空灵和不受法束缚的纯性灵的流露。所以说,书法作为反映人的精神的一种艺术,以羲之为代表的晋字确实显得特别突出。尚韵的精神和书法的素养是晋人所共有的现象,而只有羲之把“晋尚韵”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使他成为“晋尚韵”的代表。看似玄虚的“尚韵”精神是同具体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羞之受老庄思想影响,热爱江南山水之美,对于他书风的形成都有一定关系。
在整个东晋书坛上,大量的作品是晋人写经、碑刻墓志;书法还保留着浓重的隶意。而羲之这种类型的书法,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而且是士太夫文人的专长。尽管这类书法在当时不占多数,但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东晋的书坛上虽然诸体皆备,然而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尚未解决。王书在前人基础上对草书、楷书进一步完善,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道路。在技巧上,创造了更丰富更具表现力的书写方法。这类书法一改过去古朴的传统而形成丰富多彩、俊逸潇洒的崭新风貌、经过社会实践的验证,羲之的抉择是符合书法发展规律的。从艺术角度看,它是主动追求书法艺术的,是在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而来。它符合当时和后世书法艺术高层次欣赏者的审美情趣,因而他的书风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在实用方面,王书便捷而易识,流畅而优美。因而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也成为隋唐以后实用文字型的主要源泉。羲之正由于作出书法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才成为古今公认的书圣。
羲之作为伟大的书法家,在书法理论上不可能没有建树。世传羲之书法理论著作共有八篇:(一)自论书;(二)题卫夫大《笔阵图》后;(三)教子敬笔论;(四)书论;(五)笔势论(十章);(六)笔势论十二章并序;(七)用笔赋;(八)记白云先生书诀.不少学者认为,这些论文不是羲之本人所著,或为南朝人伪托,或为后世附会。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不能肯定是羲之亲笔所写,但流传已久。影响深远,亦不能说无所依据。即使是唐以前人假托,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羲之的书论,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讲解技法。如《笔势论》凡十二章:创临章、启心章、视形章、说点章、处戈章、健壮章、教悟章、观形章、开要章、节制章、察论章、譬成章,论及技法诸多方面。从用笔言,论及藏锋、侧锋、起笔、结笔、战笔、带笔、翻笔等方法和笔势。从结体言,则有撇不宜迟,捺不宜缓等,讲到字的大小则说“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讲到布白则说“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须递相掩盖”,等等。与前此传世书学理论相比较,羲之书论中的技法讲解,更为广泛而系统化。
(二)关于书法创作。首先羲之多次将书法创作比拟为一场战争。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鏊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战争是一种多方面的较量,书法创作类似,除笔墨纸需精良外,应重视“心意”、“本领”、“谋略”。用“心意”操纵“兵法”,才能出奇制胜。此论对后世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其次,羲之强调创作中的“意在笔前”“书须存思”。《启心章》云:“夫欲学书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再次,关于书法创作的步骤,羲之在《创临章》中说:“始书之时,不可尽其形势,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涩,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
(三)揭示书法美学原理。首先,羲之认为书法讲究意象之美。如论点画则云:“夫著点…皆磊磊似大石之当衢,或为蹲鸥,或如科斗,或为瓜辦。或如果子,或若鹗口,尖如鼠屎。如斯之类,各禀其仪。”又说:“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鸽头”“或如虫食木叶,或为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而且“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为枯秆,或下细若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书论还揭示了书法创作中内外、盈虚、大小、疏密、长短、缓急,强弱等关系。羲之说:“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用笔须“有偃有仰,有欹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这些对书法艺术的思辨,显示出羲之书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为后世书家提供了丰富的书学营养。
另外,流传下来的片断言论,从只言片语中也可看出其书学观点:一是羲之强调书法的“意”,即以意论书。《法书要录》引用羲之一段话,在批评钟、张在技巧上过于讲究精熟,而不专心探求“意旨”。应该“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所谓“自有言所不尽”者,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这就是晋人尚韵的“韵”了。书法作品有了神韵、气韵、神采,才算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刘熙载很理解羲之的艺术思想,在《艺概》中说:“右军《兰亭》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隐寓书旨”。难怪羲之很多书迹,其点画皆“寄托”与“怀抱”之产物,皆因意而异,这是东晋时代的审美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羲之对其艺术理论实践的结果。二是讲求书法的“新”。羲之在《兰亭诗》中说:“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意思是说:世界万事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使我心情愉悦的无非是那些新奇的东西。运用到书法艺术上完全可以,羲之一生就是追求在书法上标新立异,千古名迹《兰亭序》就是在创新思想指导下创作的艺术珍品。
羲之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无比巨大,晋唐以来,“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可以说没有一个成功的书家不曾受过他书艺的润泽。他能有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当然与两个皇帝的大力提倡有关。梁武帝在当时流行王献之的“新体”,而将羲之、钟繇等人的“旧体”遗忘的时候,重新阐述了钟、王书法的价值,并大量复制钟、王的作品,使王的书法得以复兴。唐太宗喜爱羲之,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论,分析评论了前代几个重要书家,认为惟有羲之的字才“尽善尽美”。于是开了独尊王字的先河。并广收王书,使王字得到空前普及。
自晋以来,南朝书法几乎笼罩在王体书法的影响下。南朝宋羊欣、齐王僧虔、陈智永等都是王书的嫡亲继承者。王僧虔是羲之一门的四世族孙,喜文史,善音律,尤工书。他继承家传祖法,工隶行、草书。所书丰厚淳朴有骨气,为当时所推崇,并影响唐宋书家。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说:“僧虔书如王、谢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书断》列其隶、行、草入妙品。僧虔也是书法理论家,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
在“二王”书风风靡南朝的同时,北朝以钟、胡为祖,书风向刚健雄强的方向发展,少有“二王”影响。但在南北江陵之战,王褒被掠至北周后,书坛有所改变,“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周书·越文深传》)王褒,字子渊,琅琊人,为南朝梁萧子云外甥,才学优敏,尤工“二王”书。曾有“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之誉(《颜氏家训·靠贤篇》。北周书家赵文深等,见之惭恨,形于颜色,改攻褒
书。从此,羲之的书风在北朝流行起来。
隋赖的粉海爆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书风中来,以智永为代表。智永为羲之第五子徽之后裔,生于南朝陈,出家为僧。其书师法羲之,笔力纵横,真草兼备,颇有祖风。今传《真草千字文》,笔法、充
结体来自羲之的《寒切》《丧乱》《十七》诸帖。其墨迹本随日本遣唐使流入日本。
唐代书法艺术在帝王的倡导下,承继羲之书法艺术中的变革精神,进入了一个规整和变法并行,共创辉煌的时期。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皆擅翰墨,而且专习王书。李世民将《兰亭序》摹拓复制,分赏大臣,又作《圣教序》,令弘福寺僧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是碑一出,士林景从,唐代宣传学习“二王”行书。全从此碑而出。唐至五代莫不受其影响。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束之、孙过庭、薛稷等,无不承接六朝,步趋“二王”。晚唐名噪书坛的沈传师、柳公权等,学王书亦可称道,五代十国,书法特出者为杨凝式。他食古能化,深得书学三昧,自颜真卿后,无人能及。宋黄庭坚极推其书,曾谓“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后人称其为“五代中坚”。
宋代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超过唐代。以宋太宗为首,提倡刻帖之风,至南宋仍经久不衰。宋太祖于淳化三年(992 年),出秘阁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刻《淳化阁帖》,“二王”书占了一半。宋徽宗更是浸淫书画,命蔡京等刻《大观帖》。著录《宣和书谱》。南宋高宗全心钻研“二王”书艺,专精临习《兰亭》,分赠大臣,形成以习《兰亭》为荣的风尚。
宋代书家虽承唐学王,却以尚意为主调。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一时并出,均以颜真卿、杨凝式为归依,而上追王羲之,学王书又能独树一帜。
至南宋由于辗转模拟当朝,书风日下,未能出现书法大家。至元代,赵孟瀕与鲜子枢等人共同力挽颓风,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回归潮流,逐渐占据了整个朝野。赵孟類一生学书,宗奉“二王”书法。他一生临习《兰亭》无数,又作有大量题跋。其书作和文跋是继北宋四大家之后,学习、研究王书达到的新的高度。他的书法依托“二王”,影响明清和近现代。
明代三百年,从整体上来说,是帖学风行的时代,法帖传刻十分兴盛。如文征明刻《停云馆帖》董其昌刻《戏鸿堂帖》、邢侗刻《来禽馆帖》等。帖学大行,士人竟相临摹,蔚然成风。所以明人善行草者很普遍,简牍之美,几乎超过唐宋。
明代中期,吴中崛起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称“吴中四家”。祝允明是池水尽墨的专业书家,各体皆工,尤擅行草。文征明小楷尤为精整,师承晋唐,行书出入《圣教序》。王宠的书法出于王獻之,以楷书擅名,笔法道逸婉和,深得晋唐雅趣。
明代晚期,董其昌尊王学王,雄踞书坛,成一大家。其书风圆劲秀逸,行气疏朗,别具一格。与他齐名的还有邢侗、米万钟、张瑞图。邢侗主要以“二王”为宗,笔力矫健,古朴圆浑。
清代初期,书苑流行最广的仍是董其昌的书体。康熙皇帝酷爱董书并写有一手董体。朝野人士,风靡响应。至乾隆一朝,书风渐变。乾隆皇帝尚好赵孟頲书体。他习赵书而无赵的骨力,推崇王书而无王的韵味。再加科举以书法取士,使书风渐成“鸟、方、光”的“馆阁体”,走入末路。
乾隆至嘉庆年间,帖学书风进入了最后的繁荣,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在取法和发扬“二王”书帖风格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
乾、嘉以后,由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倡导,碑学物兴,使帖学受到了最大的挑战。由于从事碑派书法创作的书家越来越多,成了书坛的主流,帖派书法只能屈居第二位。
清末至民初,书坛上形成了碑派和帖派两大对峙的流派。王羲之的书法对这两大派有何影响,下面分别评述。
(一)帖派书法。其代表是以沈尹默为代表的“二王”书派。沈主张书法当上追“二王”,他崇尚帖学,崇尚唐人古风。他学书遍临晋唐法帖,对褚遂良及陆束之、徐浩、李邕诸家用功允勤。认为这些都是“二王”一系。其书法精于用笔,清新秀润,能在平易中自成一家之体。沈氏在猩论上对“二王”亦有研究。随着“二王”书派旗帜的打出,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等相继聚集其下,遂形成一个流派。
(二)碑派书法。自民国至当代涌现出众多碑派书家,率有成就影响较大的有康有为、沈曾植。于右任、吴昌硕、张大千等。他们虽然主要取法石鼓秦篆、汉隶、六朝碑版、墓志,追求雄强奔放的书风。但同时他们也注意汲取帖学营养,做到碑帖兼学,达到碑帖交融,在这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者为数不少。比如,于右任的行草作品,既有碑法,又有帖意,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书法热”以后,文艺界出现百花齐放景象,书法家的审美趋向多元化,既写碑,又写帖,将碑帖等多种艺术元素融合一起的复合型书家举不胜举。
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得到国内公认,对历代书家影响甚大,且在唐代即随文化交流扬名海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尤为深远。
早在奈良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盛唐之时),由于遺唐使的頻繁派遣,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大批来唐学习汉文化、取经,使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乐毅论》等书帖传入日本。羲之的名字在日本家喻户晓。天皇和皇后带头临写“二王”书法,促进了“二王”书法的普及。
到平安时代(794---1192 年),随着书法繁盛期的到来,出现了“三笔”、“三迹”等代表书家。“三笔”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因善写王书被称为“日本的王羲之”,嵯峨天皇和橘逸势也从学习晋唐书法,进而创造出日本式书法的雏形,“三迹”是指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这三位书家处于日本书法的转折期。即追随模仿中国的倾向随之减弱,而逐渐形成日本体。其特点用笔带有圆形,优雅而轻快,清淡而柔和。但日本体的渊源仍是羲之的法书。
近六十年来,日本书法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西方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深入,出现了少字数派、前卫派等现代书法,但古典传统书法仍占主导地位。晋唐书法,特别是羲之书风仍被认为是书法的正脉。
朝鲜为中国近邻,其书法直接受中国的影响,每个时代的书家都学习、摹仿中国的名家之作。晋时的王羲之、唐时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宋元及以后的苏轼、赵孟瀕、董其昌等,都曾深刻影响过朝鲜书法。如:李种德、韩石峰等书家,都是学习“二王”书法而卓有成就者。
王羲之的主要成就在楷书、行书,传世作品很多,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其帖目就有465种。由于齐、梁至隋末战火几乎损失殆尽,现在能见到的多为華临本和摹刻本,已非真迹。下面就都分重要作品作一简介;
《乐毅论》,是羲之的小楷代表作,为46岁时所作,作为儿子觥之学书的范本。拓本,存29行,354字。唐精遂良调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列为羲之正书第一。虽是小楷,但写得雍容典雅,
行笔自然。羲之虽然师承钟繇,但钟书“隶意犹存”,王书则脱尽隶习了。其字形不再使用扁方形,而变为长方形。在用笔上波挑消失了,起笔露锋入纸,收笔回锋增多。钟楷结构较松散,王楷笔画之间距离紧凑,并且注意穿插,从而使字形比较紧凑,疏密配搭得当。钟书横画水平,王楷纵向右上方倾斜取势,形成一个上耸的肩,这幅小楷字形大小不等,字形本身长方取势,使其章法纵势较强。这种纵向取势的字形结构,从羲之开始定型,成为后世楷书的典范样式。
《黄庭经》是道教的经典,内容为养生修炼之术,羲之家族信奉道教,故传曾抄写此经。但他只写了《黄庭外景经》。
这幅小楷相传写于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五月,60行,计1200余字。陶弘景《上梁武帝书启》,以此为羲之有名书迹。唐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都五卷”中,将《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分别列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在《黄庭经》下注明:“六十行,与山阴道士。”此书迹流传有绪,然真迹早已不存,传世的有摹本、临本和刻本。
现行刻本在艺术上有如下特点:(一)在章法上和《乐毅论》相似,有纵行无横列,纵行清晰但并不规直,字与字的联结错落有致。总的看来比《乐毅论》排列更为随和而显得行气自如,变化多端而不失和谐统一之美。《黄庭经》的字有大有小,在不破坏整体和谐的前提下,增强了字与字之间的形态对比作用。这使得它比《乐毅论》更多了一些今意。(二)在结字上,有“今妍”的特色。表现在笔画的欹侧倾斜,甚于《乐毅论》。《乐毅论》横画虽有右耸,但程度轻,而竖画则严格地垂直。而《黄庭经》横画右耸程度大,而且竖画时有倾斜现象。因此《黄庭经》字具有轻灵飘逸神态,较之《乐毅论》的平和稳重有异趣。此幅字结字左轻右重,这也是造成欹侧之态的一个特征。这样使字具有动态美。(三)从用笔看,也有今意,往往笔势绵亘流丽,起止舒展,以侧锋取妍。总之,《黄庭经》比《乐毅论》更秀雅劲媚。
《兰亭序》是羲之最著名的行书法帖之一。全!帖共28行,324字。这是羲之在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与谢安、孙绰、郗县等四十二人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拔禊之礼,挥毫制序而书。其真迹传说已陪
葬唐太宗昭陵,现在见到的最好的唐初摹本是冯承素的“神龙本”。最好的刻本是以欧阳询摹本为底本的《定武兰亭》。通篇看来章法布自参差多变而又和谐统一,浑然一体,无着意经管的痕迹。详察细审之,羲之用笔中、侧锋交替变换,中锋取遒劲,侧锋取妍美。笔下偶露波挑,带有章草笔意和八分的气度,点画道美,有骨有肉。线条的韵律优美,节奏鲜明。体态自然安祥,宛如春雨浇竹,雅润姿媚。真是笔随意转,笔到意到,运用自如,优哉游哉。最令人叫绝的是全篇有20多个“之”字,七个“不”字,毫不雷同,极尽变化之妙。在章法布局上,以纵行为主,字形大小参差相间,错落有致,笔画映带,或左或右,不失轴心,富有韵律。明董其昌认为“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反复品赏《兰亭序》,是我们隐约感到在其姿耀飘逸的笔墨中,有一种老庄哲学的味道,晋人的潇洒风度和闲逸旷放的情致油然而出,正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令人玩味不已。
《姨母帖》原载《万岁通天帖》。此帖系羲之后人王方庆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上进武则天的,武氏命人勾摹后又将原作还王方庆,此为当时勾摹本。共收入王氏家族28人书,此为其中第
一帖。原本今已亡佚,传于后世的是摹本(残本,只有羲之等七人书翰)。
从帖文看,羲之与其姨母感情深厚。其姨母是谁,有学者认为是羲之的书法老师卫夫人,但有争议。此帖写于永和十一月十三日,应属较早时期作品。因此与其他作品不大相同,而与建国后出土的晋人书法接近。
全帖共6行,42字。其字风格古朴凝重,尚存若干隶书笔意。如从开头“十一月”起至第二行的“顷邀”14字,雅拙如儿童书体,但又笔笔沉着有力。“十一月十三日”等字取横势字形崩方,几与隶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4行行笔稍通畅些,可仍扎实沉稳,可见功力之深。
这通帖是羲之书风由质转文的重要佐证。唐张怀瓘曾说王字“粉黛无施”,即随便自然,一任天机。从此帖可明显看到。再从内容看,此帖属于严吊伤问疾”之作,所说“哀痛摧剥,情不自胜”,作者心情自然是沉痛的,这种感情自然会流露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从帖中点画、结体的沉郁顿挫中感受到作者的感伤。再看字形结构,也极随便,大多无心作书,率尔而成。看来,内容和形式是完全一致的。张怀瓘评王字“理隐意深”,从此帖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一种难以捉摸的理趣,使人深思遐想。
《快雪时晴帖》此帖系唐人摹本,唐褚遊良《右军书目》“行书都五十八卷”第十一卷著录。从唐至清流传有绪。至清,乾隆将此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同贮于养心殿,额其室为“主希堂”。
此帖为行书,共4行,28字。全幅行笔自然流畅,以侧取妍;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后人称此帖为神品,并不为过。如:帖中“顿首”“果为”二字间都的明显的连续,如行云流水一般。有的字与字之间笔画不连接,如“安善”、“未果”等,用笔有提顿,有起落,上一字的末笔与下一字的首笔,互相呼应,笔断意连,如两人相揖顾盼。
本帖与羲之其他帖相比较,较严谨平稳,楷味浓厚。至唐代的楷书(如颜体、柳体)正是从这类书体发展而成的。
本帖是一封发给友人张侯(侯是对男子的美称)的信,表达了衷心的慰问之意。“快雪时晴”,作者心情舒畅,欣然命笔,向友人问好。它不同于《姨母帖》等那样的消沉伤悼,而是将欢快的心境流露于笔墨之中。
《丧乱帖》在唐代即传入日本,现藏日本皇室。此帖中提到的“先墓”,有的学者认为在洛阳,有的认为在琅琊,尚有争议。此帖8行,58字。钩填精良,为唐摹王字的善本之一。
本帖为行草书,通篇率意天真,信手写成。在用笔上,起笔多露锋着纸,行笔较快。以中锋为主,间用侧锋。因书写时心情沉痛,故字形收敛凝重。结字多欹侧取势,笔画多向内侧转按,如捺笔均写成长点,无伸展之捺脚。后世认为羲之用笔内抵,此帖表现较明显。同献之的笔画伸展,痛快淋漓的外拓法截然不同。
从布局看,首行字偏于工稳,字间并无牵丝直接相连,但字与字之间并未分开,上下字之间皆有笔意相连。至第三行,书写速度加快,“酷甚”“奈何虽”等数组字间皆有出锋连成一体。这样便使通篇婉转流畅,变化多姿。
此帖还是借笔墨以传情达意的佳构。从文字内容看,可谓满纸伤感之情。首行字较工整凝重,说明哀痛之情尚在压抑阶段。第二行感情逐渐加重,至第三行“酷甚”二字,偏旁安排看似不工,点画错位,实因过分激动使笔锋失去理智的控制。至末尾“痛当奈何”等句,更是感情一发不可收拾。读帖至此,书者哀痛悲伤之情跃然纸上,临书哽咽之态如在眼前,读者之情感也为之打动。
《十七帖》为羲之草书集帖代表作,因卷首有“十七”二字得名。其内容为写给好友的信札,主要部分是写给好友益州刺使周抚的。与他的书信都是永和三年至升平五年所写,都属羲之晚年之作。此卷共有草书二十七种(或作二十九种),1160字,间有楷书四行。全帖字字独立,互不牵连,然而上下左右俯仰顾盼,颇有情姿。用笔方折劲峭,体势婉转灵妙,是笔方势圆的典范。点画遒媚相生,意态活泼,气韵生动,又时有章草的意味,“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虽是信札,不经意的随手写来,其字大小相间,疏密自然,潇洒流丽中不失森严的法度规矩。羲之草书笔法精谨而富有变化,不为法缚,不求法脱,笔势雄健,气象超然。宋代黄伯思说;“此帖逸少书中龙也”。
《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曾为高僧玄奘所译佛教经典之藏作序,唐弘福寺僧怀仁以唐太宗好王字,用响拓方法缀集王字成此碑。前后历时24年始成。
此碑全文为行书30行,每行85至88字不等。碑现存西安碑林。
碑文多取自羲之的行草帖。如取自《兰亭序》的“年”“会”、“崇”、“右”、“无”、“情”、“清”、“风”、“趣”等几十字。还有的取自《奉橘帖》《孔侍中帖》等,因为是从真迹直接摹刻,笔画毫发毕肖,气韵风神直逼原作。此碑虽为集字,或行或楷,由于剪栽缝缀出自妙手,字字之间,俯仰顾盼。行行之间气息流荡,前后呼应连贯,真是浑然天成,宛如作者自己一次完成。此碑开创了我国书法史上集字成碑的先例,而且选字均为王书上乘之作,摹勒又如此精美,故碑拓一传,立即震动士林,历代十分珍重,有“逸少剧迹,咸萃其中”之誉。后世书家与《兰亭序》合壁,赞为“百代楷模”。有许多书家以此碑为门径,直窥羲之书风。稍后的李邕便是从《圣教序》中脱胎而出的名家。此碑集成后,又有许多集王字的碑刻出世,如《大雅集兴福寺碑》等,但都不及此碑好。当然,因系集字,就每个字说此碑描摹甚精,如就整体讲,字字之间的呼应连贯不如原作,章法上的优点也无法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