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乳名吾菟，字逸少，因曾为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生于晋惠帝大安二年(303年)，敬里是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即今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现在的“王羲之故居”，是王羲之在开阳城里的住宅，羲之童年便住在这里。当时琅琊王司马睿的王府也坐落在开阳城里.

        羲之出生的家族琅那王氏，从汉代起就是有名的官宦世家。他的五世祖王吉，曾为汉谏议大夫;曾祖王览，西晋时官至宗正卿;览之兄王祥即世传《二十四孝》中以“卧冰求鲤”闻名的孝子王样，曹魏时官至大尉，西晋初年迁太保，进爵为公，据《晋书·王祥传》載，王祥生母早逝，父亲续娶朱氏。王祥自幼受继母虐待，然而却笃孝。“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学。”在这方面，有很多传说，相传朱氏患病想吃鲜鱼，时值寒冬，无法得到鱼，王祥便解衣卧在冰上求鱼。王祥的孝心感动了上天，在他卧化冰处果然跳出一条鱼(《晋阳秋》)。传说朱氏想吃烤黄雀，让王祥去捉，王祥正在为难之际，黄雀纷纷飞来(《孝子传》)。祖父王正为尚书郎。父亲王旷，曾任丹阳太守、淮南内史。后王旷率兵北征，战败后下落不明。从伯王敦王导辅佐东晋元帝在江南立国，一为大将军，一为丞相，执掌军政大权，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南迁以后，王氏居江南王、谢、郗、庾之首，可见王氏之显赫。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朝廷外受北方新兴势力刘渊的威胁，内部又发生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政局岌岌可危。琅琊王司马睿采纳羲之父亲王旷的创议，迁到江南建邺(今南京)。羲之五岁时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乌衣巷(在今南京秦淮河附近)。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他虽生在名门大族，却没有得到严父的教导，而是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教育，这种家庭环境养成了他耿直孤傲的性格。

        羲之七岁开始学书,书法是琅琊王氏的家传艺术，名家高手代有所出。羲之父亲王旷亦善书，他自幼在其父指导下学书。父亲失踪后，其叔父王虞照顾羲之一家，并指导羲之学书。王僧虔《论书》中说：“王平南庚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塵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虞教导羲之不仅要练字，还要多读书，书法要有自家面目。羲之聪敏勤奋，在名师指点下，不上三四年,字已颇为可观。其从伯王导见后甚为赞许，并将自己随身携带过江的钟繇《宣示表》送给羲之。羲之认真习临，使楷书大为长进。另一位书法老师是卫夫人。卫夫人名铄，字茂漪，出身河东望族卫氏。卫氏是两晋时期著名的书法世家。据唐张彦远《传授笔法人名》载，蔡邕笔法受于神人，而后传之崔瑗及女儿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卫夫人善楷书，书风如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其书风对羲之影响很大。

        羲之十二岁时，发现了父亲王旷藏于枕中的《笔论》，内容是讲用笔要诀。父亲准备等儿子长大以后再传授给他,没想到儿子少年有才,看过《笔论》以后，书法精进，连卫夫人看到他近来写的字都很吃惊，认为与成人书法不相上下，高兴得流了泪。

        羲之幼年说话迟钝，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十三岁时，他随叔父赴吏部尚书周颚之宴后，才令人刮目相看。周颙是羲之嫂子的伯父，在宴客时高朋满座，他将当时名莱“牛心炙”(烤牛心)先送给羲之吃,把他当作贵宾招待,这引起了人们的惊异。一向很少在名士中应酬的羲之，从此闻名。

        羲之二十一岁那年,太尉郗鉴派他的门生向王导求一个女婿,王导让他自己到东厢王家子弟中去挑选，门生看后回禀郗鉴说:“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这个“东床坦腹”的故事从此传下去；以至后世“东床”竟成“女婿”的代名词。羲之夫人郗璇，亦工书法，被称为女中仙笔。

        羲之出仕较晚,直到二十三岁,才出任秘书郎。秘书郎属中书省秘书监，掌管公府图书典籍，校阅脱误，兼管宫禁中藏书。这是最为清贵而且容易升迁的官，当时士族高门弟子不经选举就可担任。因为有机会看到古代当代书法作品，对他书法的提高也大有裨益。

        成帝威和三年(328 年)十二月，朝廷下诏，封琅琊王司马昱为会糟王。郡王国中设内史主持郡内政务，身边设师、友、文学各一人。羲之由秘书郎迁会稽王友。主要在王府里陪着游宴和会见宾客，比较清。次年，羲之升为临川郡太守。羲之初任地方官，关心民众疾苦，为政勤谨，为民请命，享誉一方。

        咸和九年(334 年)，庾亮拜征西将军。庾亮看重羲之的才干，让他入幕府为征西参军，因有过人的建树，不久升为幕僚长史(为幕僚首席,管诸曹事)。咸康八年(342 年)五六月间，羲之接任江州刺史(州行政官,五品。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并加宁远将军武职。永和四年(348 年)秋天，与羲之同在庾亮幕府中的殷浩(当时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奉诏参预朝政。不久任命羲之为护军将军(专领护军营兵，有兵权，四品》。护军将军为专职武将，护军营有营兵，将军下设长史、司马、功曹、主簿等官吏。羲之到任后，发现兵营中流弊甚多，兵员名额不足,装备破旧不堪。他发表《临护军教》，进行整顿改革，体现了羲之爱兵如子的治军思想。

        永和七年(351 年),原会稽内史王述因丧母而去职。诏令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内吏掌王国政务，将军有兵权)。羲之虽无意仕途，但他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在会稽内史任职期间，为民众做了不少好事。当时会稽一带发生灾荒，羲之便开仓赈贷百姓。朝廷赋税劳役太重，百姓不堪忍受,羲之经常上疏要求减免。他看到官吏腐败现象，也想过一些解决办法,但阻力很大,他只能感叹而已。可见他为官是同情人民和廉明尽职的。

        会稽(今绍兴)山川秀丽，名士多居之。当时名士如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与江左大族善书的谢氏诸人如谢尚、谢安、谢万等经常来往。

永和九年(353 年)三月三日，是江东人修禊活动(至水边采兰，以驱不样)之日。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羲之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在今绍兴市南十三公里兰渚山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四十二人之多。众人饮酒赋诗。盛满酒的酒杯顺溪而流，至谁面前谁即作诗，否则罚酒。共有二十六人传下《兰亭》诗。此次集会为后代艳称的不在于诗本身，而在于羲之为这些诗所写的《兰亭集序》此序反映出他的文采和人生哲学,更重要的是，此序为羲之亲笔所书，从容平和，婉丽多姿。由于天气好，心情好，用的又是蚕茧纸，鼠须笔，其书法之妙震烁古今。回去又重新写好多本，终究没有在兰亭集会时乘兴写的那本好。这幅作品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此时，羲之书法进入“化境”。正如孙过庭所说：“右军之书，末年多妙。”（《书谱》)。据传山明县有一道士，知道羲之爱鵝，特地养了一群鹅并宣扬出去，羲之听说后前去赏鹅，并要出钱买鹅。道士表示不愿要钱，只希望羲之替他写《道德经》一部，便可送他。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永和十年(354 年)发生一件事情，改变了羲之的生活道路。此时前任会稽内史王述服母丧期满,升迁为扬州刺史。羲之本来与王述不和，如今王述凭直接上司之尊，有意为难羲之，羲之深以为耻。因此，便于永和十一年三月作《誓墓文》，到父母墓前立誓，表示永远不再出仕。从此彻底告别了官宦生涯。辞官以后，羲之“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此后几年，羲之在剡县蕞山故宅过的是检视田产、教养儿孙的归隐生活。在家庭和时代的熏染下,老年的羲之对老庄学说及神仙之术深信不疑。他与道教中人往来甚密，采药不远千里，共修服食，因服寒石散中毒，致使疾病缠身，终于在升平五年(361 年)下半年去世，享年只有 59 岁。死后葬于剡县(今嵊州)金庭之瀑

布山。现嵊州市金庭存有羲之墓。

        羲之的思想虽然受道家、佛家的影响，但应是以儒家积极用世为主导。他的积极用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朝廷政事、国家命运，时刻关心。他的家族世代为宦，特别东晋以来，和东晋王朝结下不解之缘，使他思想不能不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在他从政期间，和他的书信当中，关心社稷安危，关心朝廷得失，关心民众疾苦，经常表现出来。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劝别人这样做。谢安是清谈名士，共登冶城时，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劝导他：“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尖锐地批评了“虚谈”、“浮文”的无聊无益，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任，倡导“宜思自效”的进取精神。

        扬州刺史殷浩请羲之任护军将军，他推辞不就，说：“吾素自无廊庙志。”其实他不是不愿为国效力，而是看到朝廷昏暗，“不乐在京师”任职，是想出使外任。他答殷浩书云：“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这些话充分说明，羲之不仅乐意为国效力，而且非常迫切；与那些超然物外，终日谈玄，只求个人悠闲自适的风流名士不可同日而语。羲之对最高统治者丞相司马昱等沉溺清谈,昏于政事,也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

        当然一个人的思想和世界观不可能是单一的。由于愛时代影响,道家思想在羲之头脑里也占一定地位。“王氏世拳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羲之未能免俗，他和友人通信中，有不少涉道的内容。主要是修黄、老之术，服食养生。他长期服寒食散，以求长生不老。但是,这反而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疾病经年缠身。他的《誓墓文》明显地表现出道家思想，其文中说:“子不子，……名教所不得容也”，“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诚，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祠，岂在微身而已。”是在表明，他的誓墓行为是符合老子、庄子教导，没有违背父母的信仰。

        此外，羲之思想还受到佛教的某些影响。羲之和著名的佛教学者支遁关系十分密切。支遁是佛教般若学六大家之一，他发挥了般若学的“性空”思想，宣扬“即色是空”，亦善玄谈。羲之晚年热心研究佛理，是受他的影响。羲之在一封信中对朋友的信佛有所肯定，谈到自己“欲穷‘本无论”，小进也”。“本无论“是佛教的基本理论。支遁以佛解庄(庄子),提出自己很新奇的观点,为名贤所接受。有一次听支遁讲佛理，羲之竟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正如鲁迅所说，佛教、道教“相拒而实相扇”，由于佛、道相扇，更加深了离世脱俗之风，这在羲之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至于清谈、服食、游山玩水和对生老病死的特殊敏感等当时贵族中流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亦无不在羲之身上有反映。

        羲之的原始文集，未传下来。现在流传的都是后人辑录的本子。其内容多为杂帖(复某人的书信)，真正的文章很少，有的是否为羲之所作，尚有争议(如《书论》等)。

        最早著录《王羲之集》的是《隋书·经籍志》。在《经籍》中有一条曰：“晋金紫光禄大夫《王羲之集》九卷”新旧《唐书“艺文志》均收有《王

羲之集》。著录为五卷。今尚存褚遂良所撰《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下注：“正书、行书。”计正书五卷 40 帖，行书五十八卷，252 帖。每帖各举其开头的几个字为题目。这可算唐代《王羲之集》的目录。后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共收羲之书帖 465种。虽然不全，新旧《唐书》所著录的五卷本，应是以此为参考编成，这便是今存最早的《右军书配》

        《宋史·艺文志》只著录羲之《兰亭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也未曾著录《王羲之集》。但宋代先后编成儿部大型法帖，如《淳化秘阁法帖》、《绛帖》、《大观帖》等，羲之的作品均编入其中。还有朱长文的《墨池编》、陈思的《书苑菁华》其中都有“二王”专卷。

        明代后期兴起辑录各朝文集之风。张薄编的《汉魏大朝百三家集》，其中有《王羲之集》十二卷，内容虽不完备，但编排比前人有所进步。

        清代严可均用了二十七年编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晋文》22 至 27 卷收录“二王”的大部分作品，可谓集大成之作。但编者没有分门别类，也缺少校勘考证。正如学者所批评的，缺点是:（一)贪多务得，不顾真伪，只要据说是羲之撰写的，便予以收录。(二)编排无序。把书信与序文、论放在首尾，而将杂帖放在当中，既非编年，又非分类，杂然无序。不过，比起前人所编的集子，仍是较好的传世羲之文集。